失语，现代汉词典解释为“说话困难或不能说话”。媒体失语则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因某种原因对某一新闻事件报道困难或是保持缄默。

　　媒体失语对传媒来说是一件很困惑，又很无奈的事，对受众来说则是一件很失望，又百思不得其解的事。近几年，媒体失语的事频频发生，使传媒在受众中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从非典到宝马撞人案再到繁峙矿难，媒体总是迟迟开口。公众不禁在问：传媒究竟怎么了？

　　2003年1月，非典疫情在广东出现后，由于种种原因，所有的新闻媒体对早期的疫情都无奈地保持了沉默，由于人们缺乏对非典的认识，社会上对疫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揣测。新闻媒体的失语，为手机短信决开了泛滥的堤口，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抢购各类药品和生活用品的风潮从沿海波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才准许媒体开口说话，但此时媒体的公信度已大打折扣，公众对媒体的报道半信半疑。

　　非典刚走，2003年10月16日发生在哈尔滨的一件宝马车撞人案，又吸引了公众关注的目光。这本是一宗普通的交通事故，当媒体一接触此事就收到了有关部门的“压稿通知”。这时，来自民间和互联网上的声音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关于肇事者苏秀文和其丈夫关明波的身份背景，说得林林总总。一个最为典型的说法是，苏秀文是某省级高官的儿媳。由于媒体对公众的疑问没有及时作出回答，使公众误解为有关部门控制了真实消息。就这样，苏秀文的身份，由原来的私人问题变成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公共问题。

　　对于地市媒体来说，失语的事更是俯拾皆是，司空见惯。2004年7月28日，湖北荆门市东宝区石桥驿镇灯塔村村民钟立军驾驶着自家的手扶拖拉机同刚录取大学的儿子一同到附近拉沙时被镇交管站四名工作人员拦下，要求补交2004年的200元公路规费。连儿子学费没有着落的钟立军自然不从，交管站只好将钟的拖拉机扣下，双方发生拉扯，钟立军的长裤和鞋子被扯落，随后，工作人员将钟的拖拉机锁到院子后“有事要办”走了。钟立军顿感五脏俱焚，到附近农资门市部买了一瓶农药在交管站办公室自杀。接到消息后，荆门电视台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拍摄了大量的画面及同期声，面对这件由于交管人员粗暴执法致死人命的事件，由于领导再次强调“新闻纪律”，媒体整整沉默了4天，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记者的呼吁声中才给了公众一个交待。

　　媒体的失语有时是无奈而为之，有时则是无意而为之，这其中有社会和体制的问题，也有媒体自身的问题。

行政干预　领导意志　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

　　阶段，我国新闻媒体定位于“喉舌”“工具”上，媒体的教化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对公众意志的表达，情感、欲望的诉求却犹抱瑟琶半遮面。特别是媒体干部的管理，依然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在这种体制下，行政干预就不可避免，媒体对某些敏感事件“按上级口径办事，逐级上报审批”也就成了遵守宣传纪律的代名词。于是，我们在很多文件、规定、办法中经常可以看到对新闻的种种限制。比如，涉及企业改革的、群众上访的、重大突发事件、安全事故等都要报上级审批不能随便披露；公安干部违纪违法的揭露性报道要报公安部门审批；牵涉到法官的舆论监督报道要报法院批准；关于保险赔偿纠纷的事件披露也要报保监部门审批；对某某级别干部的批评报道必须报上级部门审批等等。这样，审批来审批去，汇报来汇报去，媒体捆住了手脚，贻误了报道时机。

　　媒体的失语还与政府信息的思维习惯有关。长期以来，出于怕家丑外扬或者引起社会动荡的心理，政府对重大事件中信息处理的思维定势就是封堵。心理学原理表明，如果一个事件越是对公众不开放，民众对消息的需要就会加倍增长，如果保持开放，民众的关注程度反而大大减弱。

体制限制　机制落后　队伍安于现状

　　对于媒体自身来说，是不想在某个新闻事件面前保持沉默的，但由于内部机制和记者素质因素的影响，常常出现了无意间的失语状态，面对社会对舆论的指责，媒体自己往往都有苦说不出。我国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制度，加上没有新闻立法做保障，而对一些敏感事件，或者当事人有复杂社会背景的新闻，许多记者抱着无错即功，怕引火攻身的心理，对这些事件大多采取了回避躲让的办法，即使领导有安排，也是行动迟缓消极怠工。要么明日黄花时机已失，要么蜻蜓点水无关痛痒。

　　媒体内部缺乏有效的竞争和奖励机制也是造成失语的一个原因。现在，泡会议跟领导仍然是许多媒体记者津津乐道的事，既体面清闲，又有不菲的收入，而主动出击参与一些事件的采访，既冒风险又费时费功，往往得不偿失，不如坐等派工派活来得自在。

　　媒体或记者缺乏洞察力，对事物的本质认识不清，对事件的发展把握不准，也是造成失语的原因之一。有些事件虽然媒体报道了，记者参与了，但由于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就事论事，对群众的疑惑不能进行有效引导和解释，给公众造成吞吞吐吐、有意遮掩的印象，形成本质上的失语。

利益驱动　素质低下　媒体有话说不出

　　我国现在对媒体的预算体制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差额预算。有的地方甚至将党报、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从财政差额拨款的名单中予以了删除，成为了一个纯自收自支的企业。这样，很多媒体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媒体都不得不为生计犯愁。利益的驱动客观上使媒体“有话说不出”。在此情形下，广告客户就成了媒体的“上帝”，在涉及到这些“上帝”的某些事件时，媒体不得不看他们的脸色行事，甚至装聋作哑，这在地方媒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记者在物质金钱面前经不起诱惑。如山西繁峙矿难事故中，几家媒体的记者就是被金钱堵住了嘴巴。

　　媒体的失语，使媒体处于社会舆论责难的漩涡之中，在公众面前失去了真实、客观、公正的形象，最终导致媒体的社会公信力的下降。目前，媒体要想在受伤的公众面前重塑自己的形象，已决非一旦之功的事。

　　那么，媒体怎样才能做到敢于说话和善于说话呢？

　　政府信息公开渠道的建立　现在，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形成，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各级党委、政府已经作出了除涉及到国家机密之外，将所有信息都要向公众公开的规定，许多部门实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和定期新闻发布会制度，要求及时主动地向媒体和公众发布重要信息。由此，可以设想，如果哈尔滨当时早一点建立这样一个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和信息发布机制，早一点公开苏秀文的身份，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猜疑，当地政府就没有那么被动。

　　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面对群众关心的事情，“各级领导一定要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做的努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只要媒体实事求是的向公众陈述事情的经过，坦诚地说明原因，公众是会理解的。

　　新闻媒体民本意识的强化。随着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人本意识开始回归。作为媒体必须强化这种民本意识，改变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尊贵状态，以平等的视角关注百姓的需求，把话语权、知情权交给普通百姓，及时报道百姓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令人欣喜的看到，目前，媒体上那些反映普通百姓情感、欲望、意志的平民化新闻，开始大量占有媒体的版面和空间，所有传媒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贴近性、亲和力和影响力。

　　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对于媒体来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相辅相成的，和谐统一的。媒体的社会效益好了，节目的收视率高了，在公众面前的公信力强了，经济效益也随之而来。江苏电视台都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每晚在南京地区有超过100万人同时收看该栏目，其收视率名列全国地方电视台节目第一，它每年的栏目广告收入达到了1.088亿元，雄居地方台之首。因此，作为媒体，应该把眼光看远一点，不要为眼前的一得一失，丧失了市场和原则，作出有悖于新闻规律，漠视公众权益的事来。

　　建立党委、政府和媒体之间的信用体系　应该说，社长（台长）、总编都是地方党委任命或在他们的组织下推选的，在政治上，这批人是成熟的，在业务上也是过硬的，他们既要对党和政府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既要对媒体负责还要对自己负责，既要对社会负责，还要对从业人员负责。对于突发事件、舆论监督方面的宣传，如果他们乱作为，不负责任地瞎披露，自己也将面临下课甚至牢狱。所以地方党委、政府应充分相信媒体干部，充分相信自己的队伍，他们绝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赖以生存的饭碗做赌注。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和高效率的队伍　客观上讲，有时媒体的“说话困难”是由于失察或反应滞后所造的。这就要求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要建立广泛的信息收集、上报、反馈机制，完善广泛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队伍，特别注重同政府热线、报警中心、医疗急救等行业建立互动关系。同时，还要积极培育出一支能在第一时间赶赴第一现场，进行各种方式采访的队伍，完善和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激励机制，让那些优秀记者出名得利，形成抢新闻，抓独家新闻的竞争氛围，与此同时，着力提高记者的素质，让媒体的声音叫得高，叫得响。